从“两个就够”到“有能力就生三个”，40年后，新加坡再次面对人口政策的十字路口
8月8日晚，黄循财总理在2026年国庆献词中宣布，政府正在进行一次针对家庭支持政策的重大检讨，并将重新审视养育孩子的成本、婴儿照护和托儿服务等问题。具体计划将在8月23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进一步公布。
这项政策检讨的背景，是新加坡持续恶化的人口数据。
2025年，新加坡居民总和生育率（TFR）降至0.87，低于2024年的0.97；全年活产总数为30,004人，同比下降11%，其中居民活产为27,529人。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近年来持续扩大对家庭的支持。财政部今年表示，Baby Bonus、MediSave Grant for Newborns和Large Families Scheme等措施合计，一个拥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可以获得超过10万新元的直接政府支持，此外还有学前教育、教育和医疗补贴。
2026财年，政府用于婚姻与育儿相关措施的支出预计接近70亿新元，高于2020财年的40多亿新元。
既然政府已经投入如此多资源，为什么年轻人仍然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
答案恐怕不只是“补贴够不够”。
一、新加坡曾经非常成功地让大家“两个就够”
今天讨论少子化，很容易忘记，新加坡过去面对的其实是完全相反的问题。
1960年代至1980年代初，政府担心人口增长过快，住房、就业和公共资源都承受压力，因此大力推行家庭计划。1972年，“Stop at Two”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政策口号之一。
这套政策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新加坡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86年已经降至1.42，远低于人口长期稳定所需的更替水平。
到了1980年代，政府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可能已经从“生得太多”变成了“生得太少”。
1984年，新加坡推出颇具争议的Graduate Mothers’ Scheme，尝试鼓励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生育。政策包括让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母亲在小学报名时享有优先权，以及提供相应税务优惠。由于社会争议，这项政策在次年取消。
1987年，政策方向正式转变，从“Stop at Two”转向：
Have three or more, if you can afford it.
也就是“有能力的话，生三个或更多”。
从鼓励“两个就够”到鼓励“有能力就生三个”，这场政策转弯至今已经接近40年。
但生育率并没有因此恢复。
二、40年补贴之后，问题为什么仍然没有解决？
1987年之后，新加坡并不是没有鼓励生育。
相反，家庭政策不断扩充，包括Baby Bonus、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Parenthood Tax Rebate、Working Mother’s Child Relief、产假和陪产假、学前教育补贴、住房政策，以及近年来推出的Large Families Scheme。
财政部今年也明确指出，政府近年已经大幅增加对家庭的支持。
因此，把新加坡少子化简单归结为“政府给得不够”，并不符合现实。
问题更可能是：
现代城市家庭承担的成本，已经不只是生孩子的成本，而是成为父母之后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综合成本。
三、孩子出生只是开始，真正长期的账单在后面
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小学学费本身并不是最大的压力。更现实的问题之一，是孩子放学以后怎么办。
新加坡已经建立Student Care体系。截至2026年6月，共有330家Student Care Centre注册为Student Care Fee Assistance（SCFA）管理机构，其中55%为学校内中心、45%为社区中心。需要注意的是，社区型Student Care如果不申请成为SCFA管理机构，并不需要向MSF注册，因此政府并没有掌握整个社区Student Care市场的完整数量。
MSF数据显示，这些SCFA管理机构过去五年的Student Care月费中位数为290新元。同时，符合条件的家庭每名儿童每月最高可获得290新元的SCFA补贴。
因此，290新元并不是新加坡整个Student Care市场的统一收费，也不意味着所有家庭最终只需支付290新元。
私人市场还存在收费更高、服务更完整的Premium Student Care。
这意味着，对于很多双职工家庭而言，他们购买的并不仅仅是“孩子放学以后有个地方待”。
他们真正需要解决的是：
孩子放学以后到父母下班之间的整段时间。
以一个两个孩子的家庭为例，如果两个孩子的课后照护费用合计约2,000新元/月，再加上每个孩子约1,000新元的补习支出，那么每月课后照护和额外教育支出便达到约4,000新元。
这个数字放在新加坡家庭收入的背景下，更能体现其压力。
新加坡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居民家庭月市场收入中位数为12,446新元。这里的“市场收入”包括就业收入、雇主CPF缴款以及投资、租金等非就业收入，并不是家庭实际到手收入。
按照这一口径计算，4,000新元相当于家庭月市场收入中位数的约32.1%。
当然，这只是一个家庭案例，不能代表全国平均，而且不同Student Care的收费和服务内容差异很大。
但它至少说明，对于部分中产家庭而言，孩子进入小学以后，育儿成本并不会因为“小学学费低”而消失，而是转化为Student Care、补习和其他教育支出。
而这还没有计算房贷、房租、食物、交通、保险和医疗等日常开支。
四、真正昂贵的，可能是父母失去的时间
现代家庭面对的另一项成本，是时间。
孩子下午放学，父母可能还没有下班；孩子参加CCA，需要接送；学校假期需要照护；孩子生病，又需要父母请假。
女佣能够缓解家庭的家务压力，却不能完全替代一个完整的家庭照护体系。
因此，生育成本不仅包括现金支出和教育支出，还包括时间成本和职业机会成本。
对于女性尤其如此。
如果妈妈辞职，家庭失去一份收入；如果继续工作，就需要购买更多照护服务。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单纯增加Baby Bonus，很难完全改变年轻人的生育决定。
五、住房可能是人口政策更早的一道门槛
生孩子之前，还有一个更早的问题：
年轻人敢不敢结婚？
新加坡2024年的首次结婚中位年龄已经达到男性31.0岁、女性29.6岁；十年前分别为30.2岁和28.2岁。
住房、收入和就业稳定性都会影响年轻人的婚姻决定，而婚姻又与第一胎的时间密切相关。
因此，人口政策如果只在孩子出生以后提供补贴，可能已经错过了家庭决策中更早的一环。
对于一个年轻家庭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
买得起房吗？
两个人都能继续工作吗？
孩子放学谁照顾？
多个孩子的教育成本能不能承受？
这些问题共同决定的，不只是第一个孩子什么时候出生，也决定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还有没有可能。
六、WMCR的改变，也体现了人口政策的两难
Working Mother’s Child Relief（WMCR）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
在旧制度下，符合条件的孩子分别对应母亲earned income的15%、20%和25%；三个孩子合计最高可以达到60%。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这并不是“60%的收入免税”，而是earned income的一定比例可以作为WMCR税务减免；同时，个人所有tax relief合计最高为8万新元。
从2025课税年开始，针对2024年1月1日或以后出生或收养的符合条件孩子，WMCR改为固定金额。
从税制公平角度看，固定金额可以避免高收入家庭因为母亲收入较高而获得更大的同类税务优惠。财政部也明确表示，这项改革是为了让相同胎次的孩子获得相同支持，并提高政策的累进性。
但从人口政策角度看，问题又出现了：
一个已经在职场取得成功、同时愿意承担第三个或第四个孩子养育成本的女性，是否应该获得更强的边际生育激励？
这不是简单的“高收入妈妈应该少交多少税”，而是税收公平、女性就业和鼓励生育三个政策目标之间的取舍。
财政部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约9,500名在职妈妈在YA2025因为WMCR制度调整获得的减免低于旧制度，相关妈妈合计多缴约750万新元，平均每人约800新元。
这说明税制变化已经产生了实际影响，也值得放在人口政策的大背景下观察。
七、韩国：生育率真的开始反弹了吗？
如果现代城市化必然导致生育率不断下降，那么韩国最近的变化就值得研究。
韩国总和生育率从2023年的0.72，升至2024年的0.75，并在2025年进一步升至0.80。2025年出生人数达到254,457人，同比增长6.8%。
与此同时，韩国2025年结婚登记约240,000宗，同比增长8.1%，达到七年来最高水平。
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国已经解决少子化。
韩国2025年死亡人数仍然明显高于出生人数，人口自然增长继续为负；而且近期结婚数量的回升，也受到疫情期间延期结婚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
韩国的出生反弹，与婚姻数量恢复同时发生。
这提醒我们，人口政策不能只关注“生孩子以后补多少钱”，还必须关注年轻人为什么推迟结婚，以及他们为什么不敢生第一个孩子。
换句话说，高度城市化可能提高生育成本，却不意味着低生育率永远无法改变。
八、新加坡下一轮家庭政策，应该补什么？
黄循财总理已经把问题摆到了桌面上。
8月23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政府会不会再增加一项现金补贴，而是家庭政策是否会从：
“补贴孩子”
进一步转向：
“降低成为父母的综合成本”。
如果家庭真正缺的是现金，增加现金支持当然有意义；如果问题是托儿，就需要增加托儿和Student Care供给；如果年轻人的主要门槛是住房，那么降低家庭进入婚姻生活的住房压力可能更加重要；如果问题是时间，则需要更多课后照护、育儿假和工作弹性。
而如果家庭压力来自教育竞争，那么如何降低家长必须不断购买额外教育的焦虑，也应该成为政策讨论的一部分。
结语：新加坡需要解决的，可能不是“生孩子太贵”
新加坡的人口政策已经走过一个完整的循环。
从“Stop at Two”，到“Have three or more, if you can afford it”，40年后，新加坡再次面对生育率持续下降。
但今天的新加坡已经完全不同：这是一个高度城市化、住房成本较高、教育竞争激烈、女性就业率较高的现代城市社会。
因此，下一轮家庭政策需要回答的，可能已经不只是：
“政府还能给多少钱？”
而是：
“一个年轻家庭为了结婚、生孩子和把孩子养大，究竟需要承担多少综合成本？”
从住房、托儿、教育，到女性职业和父母时间，这些因素最终都会汇聚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年轻人到底敢不敢生？
韩国近期的生育率反弹说明，高度城市化并不意味着低生育率只能一路下降；而新加坡0.87的数字，则说明现有政策仍然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
8月23日的国庆群众大会，或许会给出第一份答案。
星时代财经将继续关注这场家庭政策大检讨，因为人口政策最终改变的，不只是出生人数，也会影响未来几十年的住房、就业、税收、教育、医疗和经济增长。
星时代财经 Star Time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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